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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制度尚需細化與完善

  莊永廉   編者按傳統的刑事訴訟結果是對加害人科以刑罰,較少關註犯罪對社會關係造成損害的修複,刑事和解通過加強當事人之間的平等溝通,增強了刑事訴訟結果的可接受性,有利於達到案結、事了、人和的良好社會效果。但司法實踐表明,刑事和解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   刑訴法在特別程序中規定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首次在法律中對刑事和解作出規定,為加大對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教育、感化、輓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修複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制度基礎。然而,在司法實踐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時出現了一些質疑的聲音,比如有人認為刑事和解會暗藏權錢交易、以錢贖刑,有人認為會放縱罪犯,等等。對這些質疑該如何回應,又該如何把握刑事和解適用的範圍?近日,由本報理論部、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南京大學犯罪預防與控制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以“創新青少年刑事和解機制”為主題的尚法論壇在南京召開,與會人員圍繞會上發佈的《青少年刑事和解研究報告———以仙林大學城在校大學生犯罪為研究視角》進行了深入探討。   司法實踐中面臨的問題   與會人員認為,對青少年犯罪案件適用刑事和解,有利於促使其回歸社會,意義重大。不過,在具體適用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有待商榷。   南京大學教授狄小華表示,從適用條件看,法律規定必須是“因民間糾紛引起”,而事實上有時會忽視這一前提條件而將刑事和解適用於非民間糾紛引起的犯罪案件。從適用過程看,當事人見面,大多只是談賠償問題,很少看到各方圍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行為危害、犯罪原因等進行平等溝通。從適用結果看,多圍繞賠多賠少進行協商,往往忽視刑事和解修複受損的社會關係的本質特征。   南京市檢察院未成年人工作檢察室主任餘紅表示,刑事和解適用的範圍僅為兩類案件:一是故意犯罪,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另一類則是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司法實踐中,除第四章、第五章外,未成年人涉嫌第六章中的聚眾鬥毆等危害社會秩序的犯罪也不在少數,刑事和解將這類案件排除在外,適用範圍限定過窄。   有與會者提出,法律只是規定由公安司法機關主持製作和解協議書,並沒有規定由誰來主持和解,如果由公安司法機關來主持和解,難免會讓人產生存在“權力尋租”的質疑。   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閔釤認為,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傳統的對抗性司法模式之外新增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如果刑事和解制度在實踐中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其負面效果反而顯現,如被認為是“花錢買刑”等。但是,沒有一項制度是完美的,不能簡單地拿個案來否定整體,對於具體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可以通過探索逐步完善。   最高檢公訴廳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指導處處長張寒玉提出,適用刑事和解須把握好三個問題:一是對“真誠悔罪”要把握好,這是刑事和解的前提,而真誠悔罪的前提是認罪。二是對“民間糾紛”要把握好,對這個限制條件不能隨意突破。三是對適用程序要把握好,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的是特別程序,它強調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對成年人犯罪適用的是普通程序,可以通過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來實現教育、輓救的目的。   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如何處理好當事人和解與刑事公訴的關係,與會人員認為,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的探索提供了實踐樣本。   據南京市棲霞區檢察院檢察長倪一斌介紹,為了維護司法公正,2013年底,在該院牽頭努力下,棲霞區設立了全國第一家青少年犯罪刑事和解中心(下稱和解中心),接受當地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的委托,開展輕微刑事案件的和解工作。為規範和解程序,該院還與棲霞區法院、玄武區法院、南京市公安局棲霞分局聯合出台了《南京市棲霞區青少年刑事和解中心和解規則(試行)》(下稱和解規則),規定和解中心應當根據發案的分佈、數量,從所在高校、街道、司法所等遴選和解協調員。由和解協調員居間主持調解,由受犯罪影響的各方面對面地圍繞犯罪的危害、犯罪的原因、應當承擔的責任等進行平等的溝通。   倪一斌說,這種和解模式不僅可以兼顧訴訟各方利益,又可以在矯正加害人行為的同時,修複被犯罪損害的社會關係。當然,為準確判斷加害人是否真誠悔改,被害人是否真心諒解,和解規則規定公安司法機關可參與、審查和解,但不干預和解,即不對任何一方的意見發表評論,也不對如何處理案件發表任何意見,以約束公權力,確保當事自主自願和解。據統計,和解中心成立以來,棲霞區公安司法機關利用這一特殊平臺,共委托刑事和解17件次,促成34名被害人獲得了應有的賠償。目前,在檢察階段辦理刑事和解12件27人次,全部成功和解。   狄小華認為,和解中心負責和解工作的是協調員而非調解員,兩者雖僅一字之差,反映的卻是地位和角色的不同。相比較而言,調解員地位更高,不僅直接主導整個和解的過程,甚至直接決定調解所達成的結果。但協調員是一個更中立和被動的角色,作用僅限於協調和促成會談,將糾紛的主動權還給當事人雙方,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   廣西大學教授張鴻巍表示,從近幾年各地公安司法機關的創新來看,有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成功範例,亦有曇花一現的短期探索。刑事和解參與方的平等參與性、協調員的中立性、和解協議的自願性與可執行性特別是司法救濟的介入性、刑事可罰性與責任減輕或免除的衝突與磨合等等,都是目前刑事和解探索中次第出現的難題。棲霞區檢察院沒有迴避上述問題,而是務實地立足於本地實際,聯合轄區十餘所高校及法院、公安、法律援助等有關部門,群策群力,解決了刑事和解主持主體等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平認為,刑事和解是恢復性司法的典型代表,棲霞區檢察院積極探索如何進一步規範刑事和解程序,很有借鑒價值。   南京市公安局棲霞分局仙林派出所刑偵副所長王旺表示,由和解中心組織學校老師、當事人家長等坐在一起反思犯罪行為,有助於為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指點迷津、撥正方向,消除對立情緒,對雙方當事人能產生一定的心理治療作用。   貢國芳是南京師範大學原學生工作處副處長、刑事和解協調員。她深有體會地說,協調員的作用貫穿於整個刑事和解案件始終。主持和解會議的進行是協調員職責的關鍵,這直接關係到刑事和解能否達成。在會議結束之後要撰寫和解報告,詳細地記錄整個和解過程,配合公安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進行法律審查,以確保和解協議是當事人自願達成。之後,還要督促或者跟進和解協議的履行,最終達到案結、事了、人和的良好社會效果。   江陰市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科科長魏宏溥認為,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和解中需依法履行法律監督權,一方面對刑事和解協議的合法性、自願性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對於協議是否真實履行、按期履行也需進行監督。如在協議規定的期限內,犯罪嫌疑人無正當理由仍未完全履行協議內容或明確表示反悔的,可視其不能履行和解協議,該協議無效,由檢察機關重新將案件依照正常刑事訴訟程序提起公訴。   相關措施有待完善   “與傳統的報應性司法相比,刑事和解更註重對犯罪破壞了的社會關係進行修複。從世界恢復性司法的發展趨勢及我國追求司法民主、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的改革方向來看,刑事和解無疑符合我國社會發展方向和現實需要。但一種制度要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僅要培育適宜的土壤,還要不斷完善立法,改進司法實踐。”狄小華的觀點引起與會者共鳴。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刑事和解的程序和配套機制仍有待完善,並提出許多建設性建議。   餘紅提出五點建議:一是擴大刑事和解適用範圍,將青少年犯罪案件包括較為嚴重的犯罪案件盡可能納入刑事和解,就像北愛爾蘭除了刑罰為終身監禁和罪行被歸入到《恐怖主義法案(2000)》的案件,青少年犯罪都是通過刑事和解會議來處理的。二是為了改變現行和解協議“賠錢減刑”的直觀印象,除了增強和解過程的情景性、交涉性外,還應豐富和解的方式,比如無償提供社區服務等。三是為改變現行刑事和解所表現出來的“討價還價”的弊端,應在協調員的指引下,明確被害人的幫教責任,通過與被害人的坦誠交流,使加害方充分認識到自己行為所應負的刑事責任,並且通過對犯罪過程的理解,真正反思其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從而實現真誠悔罪。四是為確保更多無力支付補償金的加害人能夠履行補償義務,建議建立專門的被害人賠償基金組織。在加害人無力提供補償、不提出保證人又無其他方式解決時,可由加害人向基金組織提出書面申請,加害人、被害人、賠償基金組織、公權力機關四方簽訂協議,由被害人基金組織預先墊付被害人補償金,並由加害人承諾通過未來在社區服務或其他工作中所得報酬來償還基金組織在和解程序中提供的資金。五是建立國家補充賠償制度。該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基於國家責任和社會福利保障,通過設立特別基金,對因犯罪遭受損失的被害人及其親屬進行補償,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避免其受到犯罪行為的二次傷害。   南京市玄武區法院少年家事法庭庭長王萍認為,刑事和解將主動權交與了被害人,被害人的參與直接影響到和解的成功與否,而加害人因其對於量刑期待的功利性,一般不會拒絕和解。那麼,一方是否真誠悔罪,另一方是否接受,是否是真實的意思表示,需要程序上予以保障。   南京市棲霞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律師茆海寧表示,法律援助辯護律師在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親屬進行溝通時更能取得他們的認可,更有利於實現和解協議的達成。不過,律師只有接到公安司法機關的通知方纔開始工作,這樣就需要公安司法機關在立案後能第一時間通知法律援助中心,由中心指派律師儘早介入案件。   在閔釤看來,青少年刑事和解中心是一種公益性的法律服務社會組織,政府應當引導和培育,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這樣的社會組織提供法律服務。另外,還可以考慮建立刑事和解中心協調員庫,進一步規範和解中心的組織運作,提供資金扶持,使其走上規範化、法治化發展之路。   貢國芳認為,設立刑事和解的目的不僅僅是給涉案人員以從輕處罰的機會,更要體現教育作用,防止涉案人員在校期間乃至走上社會以後再次犯罪。對於經和解會議終結的案件,結合具體犯罪情節的輕重,具體案件信息可以作為隱私予以保密,否則,對大學生擇業就業會產生不利影響,取得的幫教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對一些有廉恥心的人來說,人生中一次罪孽行為足以使其悔悟一輩子。   狄小華認為,完善刑事和解立法需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確定刑事和解的目的。刑事和解引入刑事訴訟是為了彌補傳統刑事司法在化解犯罪引起的刑事糾紛的不足,因此,它的著眼點在於恢復受犯罪損害的社會關係。二是規範刑事和解過程。將和解引入刑事訴訟,此時的和解已經不是過去的私了,當然也不是訴訟之外的特別程序,而是處理特定案件的一個訴訟階段。既然屬於訴訟行為,就應當對和解過程加以規範,防止濫用和解。三是明確刑事和解合法性標準。當事人是否自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誠悔罪是判斷刑事和解合法性的關鍵,但如何判斷其真誠悔罪,不僅要考察加害人的賠償是否到位,道歉是否真誠,還要考察刑事和解過程加害人的表現與態度,看其有無切實可行的改變自己不良心理、行為的行動等。四是可擴大適用範圍。只要符合以下三個條件即可進行刑事和解:事實清楚,雙方當事人及公安司法機關對犯罪事實不存在異議;雙方自願,在不受任何外來力量干預的情況下,願意就道歉、賠償等具體的道義責任通過協商解決;平和理性,確保不會以暴力或變相暴力的方式傷害對方。五是建立由政府主導的第三方刑事和解機構。刑事和解是一項十分細緻的工作,既需要一定的時間保證,也需要一定的場所保障,更需要專業性的服務。所謂政府主導,既可以是由政府興辦的公共服務機構,也可以是在政府支持與監督下,由非政府社會組織運作的服務機構。建立公共刑事和解平臺,既可以節省資源,又可走專業化道路,還可以避免由不同機構組織和解可能出現的“部門利益驅動”現象。考慮到刑事和解是訴訟的一個環節,和解的情況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案件的處理,協調員不僅要專業化,還要逐步專職化。應對協調員的任職資格、專業訓練、繼續學習等作出具體的規定。  (原標題:刑事和解制度尚需細化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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